近 90 年前，北京曾經為了成為河北省的省會，和保定有過一場爭奪……

　　隨著雄安新區公布，北京的非首都功能即將由保定的部分地區承載，媒體紛紛關注北京、保定、天津構成的三角形，令人想起毛澤東五十年代的預言。

▍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出版的《毛澤東傳》第十三章：《論十大關系》到八大（上）記載毛澤東對京津冀的設想，此時保定尚為河北省省會

　　這并非北京和保定這兩座城市的第一輪碰撞。早在 1928 年，國府遷都至南京時，北京就曾為了爭當河北省的省會，和保定、天津有過一次激烈的競爭。

　　難產的省會

　　國府南遷始于 1928 年 6 月 8 日，北京政府在北伐戰爭中落敗，國民革命軍進駐北京，總司令蔣介石決定國民政府定都南京。

　　蔣介石遷都的原因，除了南京離他的財政基礎上海更近，北方紛亂的政局也是考慮因素之一。

　　攻入北京、占領華北的國民革命軍的主力部隊，并不是蔣介石的嫡系部隊，而是白崇禧的第一集團軍一部、馮玉祥的第二集團軍和閻錫山的第三集團軍，他們都更像是蔣介石的“盟友”。北方局勢如此，蔣介石自然不會定都北京。

　　“首都北京”淪為“故都北平”后，重新劃定政區，特別是重新定位北京和周邊河北省的關系，便成了整理北京政府政治遺產的重要內容。

　　攻占北京不久，國府內政部即提交了對直隸和京兆的三種政區處理方案：第一，將直隸與京兆合并為一省，名為朔方省或冀北省；第二，直隸與京兆分別建省，分別名為朔方省和北平省；第三，將口北道十屬縣與津海道北部永尊十屬縣劃歸京兆組北平省，直隸所余各縣組成河朔省，北京、天津辟為特別市。

▍1926 年直隸省與京兆地方地圖。北京政府時期，直隸省分為四道：口北道、津海道、保定道、大名道，與京兆地方仍依舊俗合稱“順（天）直（隸）”地區。

　　上述方案見諸報端后，便引起了直隸特別是京津人士的不滿。為避免“鄉邦分裂”，他們面謁華北實權人物閻錫山，聯名致電南京國府，并在天津《大公報》制造輿論，呼吁北京劃歸直隸。

　　國府最后大致選擇第一方案，直隸省改為河北省，口北道劃歸察哈爾省，唯北京、天津劃為特別市。此時北京就只剩下大興、宛平兩縣（大致今五環以內），與河北省緊密連為一體。

▍1933 年的北平特別市和北平、天津市區地圖

　　北平、天津“回歸”河北雖然順利，但河北省省會卻難產了。

　　蔣介石的南京國府早已屬意保定為河北省會，且已電告河北地方。但是，保定連年戰亂，甚至難以準備省政府的辦公場所。河北省的實權人物閻錫山、省政府主席商震等也反對定保定為省會，后者公然宣稱，鑒于對奉系戰爭、對外交涉以及城市經濟三方面考慮，省政府當然設在天津。

　　國府因此不得不讓步，同意河北省政府暫設天津。

▍閻錫山和商震

　　然而天津市并未笑得太久。“迭爭首都北遷，已歸失敗”的北平商民為了生計，放下身段，參與到省會爭奪戰中。

　　6、7 月間，國府委員吳稚暉路過保定時，向省府委員私下表示，為維持北平城市地位，省府應遷至北平。這一觀點迅速以小道消息方式傳遍京津保。河北省政府不得不在北平和天津之間選擇安身之所，而這兩個城市甚至不受河北的行政管轄。

　　河北省政府委員多數也主張遷至北平，1928 年 7 月，國民黨北平政治分會委員白崇禧正式提議省府遷平。8 月底，南京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經討論，決定河北省政府遷移北平。

　　天津商民聽此決定自不甘心，紛紛采取行動，河北省商會聯合會、河北省農會、天津《益世報》做出各種努力，但都沒有成效。10 月，北平如愿成為河北省省會。

　　但北平此次成功只維持了兩年，之后中原大戰爆發，馮閻聯軍失敗，在東北軍的主導下，河北省會再度遷至天津。1935 年，日本不斷進逼華北，省府又遷至保定。 1937 年盧溝橋事變后，河北省政府更流亡寶雞眉縣辦公。

　　抗戰勝利后，河北省政府回到了局勢比較穩定的北平。在國民政府的二十二年間，故都北平有幸兩次當上河北省省會，而河北省政府在自己真正的轄區保定辦公的時間，只有一年有余。

　　這種現象并不正常。北平作為故都，本來沒有資格參與到河北省會之爭。自晚清天津開埠、北洋通商大臣設立以來，直隸一直是“保定——天津”的雙省會運作模式。

　　北平為什么這么執著于做省會？

　　一切為了生存

　　早在 18 世紀初，保定就已經成為直隸的省會。

　　直隸省單設于清順直十六年（公元 1659 年），由直魯豫三省總督降格的直隸巡撫初駐北方重鎮大名府（今河北省邯鄲市大名縣）。雍正七年（公元 1729 年），保定直隸總督署竣工，早已恢復的直隸總督遂駐保定，保定成為直隸的省會。

▍保定直隸總督署

　　第二次鴉片戰爭后，天津開埠，為管理北方各口岸通商和涉外事務，清政府在天津專設三口通商大臣。此后為統一直隸省政務，清政府于同治九年（公元 1870 年）加直隸總督為北洋通商大臣，駐天津，冬季海河封河后還駐保定。

　　于是，直隸從此形成了雙省會的運作模式。

▍李鴻章，長期在位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，奔波于津保之間

　　1902 年，庚子事變后，八國聯軍在天津設立的“都統衙門”撤銷，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重設總督署于天津，此后再也沒回到保定辦公，于是天津成為直隸的唯一省會。而保定憑借京漢鐵路和白洋淀——易水河，依然維持重要的交通和軍事地位。

　　當時，北京作為首都，一直超然二者之上。

　　而到了 1928 年，北平之所以參與競爭河北省的省會地位，除了地方實力派的政治角力，還有更為基層的隱憂，這直接反映在白崇禧的發言中：

　　“北平人據前年調查，有一百二十萬之多，首都南遷，工商業必見衰微，地方勞動者之生計益形困難，省會果能移此，助進工商業之發展，并改善勞動者之生計，如是首都南遷，不特未見其害，且蒙其利。”

▍民國時前門商業街

　　當時北京唯一比較發達的產業是圍繞鐵路展開。因為北京是京綏、京奉、京漢等鐵路的交匯處，相應的鐵路運輸、搬運、機械維修、批零商號、金融匯兌都圍繞此展開，并帶動了一批基層市民的就業。

▍京奉鐵路正陽門火車站

　　除了鐵路，北京另外一個經濟增長點就是服務業。作為首都，政府部門、軍隊警察和高等院校匯集于此，各類家政服務、社區服務的需求很多，保姆、老媽子、廚子、裁縫、雜役、車夫、馬夫、水夫，都是北平市民謀生的重要手段。

　　由于工業狀況不佳，能夠消費得起這些服務的主要是食稅階級，也就是北京中央政府各部門和軍隊的官員、雇員以及高校教師、學生。他們一旦拿不到工資，北京服務業者的生計便會受到影響。

　　如 1923 年 10 月曹錕賄選總統之后，首先考慮的就是補發上半年拖欠的工資和經費。新任財長王克敏利用鹽稅盈余擔保向外國銀行借款，加上財政部留存和京綏路局盈利，勉強湊夠 300 萬元。軍警、教育界、總統府國務院以及中央各部共同按折扣分攤這筆資金，雖不能保證全額，但足夠北京各部門存續一段時間。

▍曹錕，1923 年 10 月 10 日至 1924 年 10 月 30 日任中華民國大總統

▍記載這次事件的北京《晨報》，是當時中國北方重要的報紙媒體

　　這些錢款就通過公務員、教職人員的消費，流通到北京底層市民手中。

　　根據 1930 年燕京大學的調查，當時北平市底層男女市民的確以從事服務業為多：

▍1930 年北平底層市民從業統計（數據來源：牛鼐鄂，《北平 1200 貧戶之研究》，李文海主編《民國時期社會調查叢編·底邊社會卷（下）》，福建教育出版社，2014）

　　在眾多行業中，男性主要從事車馬、零售生意、手藝、夫役等工作，女性主要從事縫織、家政雇工、繡花等工作，這些都是典型的城市服務類行業。從下表我們又能看到，在男性從事的手藝行業中，泥瓦建筑、廚師、紡織、鞋靴等傳統服務手藝也占了多數。

▍1930 年北平男性從事手藝行業類別統計表（數據來源：牛鼐鄂，《北平 1200 貧戶之研究》，李文海主編《民國時期社會調查叢編·底邊社會卷（下）》，福建教育出版社，2014）

　　以目前的眼光來看，民國時北京的經濟結構可謂超前先進：城市服務業占市民經濟收入主導，而工業農業則幾乎忽略不計。

　　然而一旦中央政府遷走，各類公務人員的消費也就離開了北京。失去了財政稅收的分配紅利，北平也就百業凋零。所以，失去了首都地位的北京，必須要爭當河北的省會。

▍北京街頭乞丐（Sidney D. Gamble 攝于北京，1917 年出版）

　　實際上，1930 年 10 月中原大戰結束，河北省政府被張學良遷至天津半年后之后，“北平市面益形凋零”，需要賑濟的災民也成倍增加。

　　或許是吸取了民國時經濟結構畸形的教訓，1949 年以后北京毫不顧忌自身區位的劣勢，大力發展石油化工和煤炭鋼鐵行業，終于把自己打造成了北方經濟中心。

▍首鋼

　　如今，北京將疏解非首都功能，沒有哪個城市能與它爭奪政治中心紅利。北京也不再需要放下身段，爭當河北省省會。

　　圖文來自網絡